Preface

当“产城融合”成为时代命题，产业园不再只是生产的容器，而应成为与城市共生、为人服务的有机体。

《龙华设计产业园：思考、创造与连接》作为项目的“工作笔记”，记录着四家设计企业共同的总部基地建成，同时更是一场根植于城市空间、产业生态与人文精神的创新实践。

我们对话项目主持建筑师、一体化设计负责人梁翠坚Janes，回溯联合破局的初心与叙事，拆解多企业集群共生的空间策略，细述技术入微的人文思考，揭开这座产业园从理念萌芽到落地成景的全周期创造脉络。

《建筑实践》

A P

您接手龙华设计产业园方案设计时，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有哪些直觉性的创作反应？

梁翠坚

我在进行建筑创作时，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个项目的困难和挑战，而不是它可能带来的成就。

对于龙华设计产业园而言，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个联合开发项目需要协调四方诉求；其二，这4家业主均是设计企业，意味着在某些层面具备专业见解与执念。

其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在大约5年前我们开始设计时，项目地块周边暂未有任何建成环境的预示。因此我不得不在缺乏环境约束的条件下进行方案设计，这其中存在大量无法判断好坏的可能性。

A P

在整体设计理念上，您多次提到了古希腊的城市开放聚场，这个线索如何贯穿了设计的始终？

梁翠坚

正是因为项目的联合属性，我直观地认为赋予其一种“联合”特质是设计的关键。

我们的业主都属于创意输出型企业，本身就有相互交流的需求；而深圳作为“设计之都”，他们更期望在设计实践上跟城市联动发展。在设计伊始，我希望打造一个同时为园区4家企业带来“城市级”交流互动之活力空间。如果从建筑类型学上追溯，古希腊剧场正是回应这类空间诉求的一种原型。早期的露天围合式剧场“看与被看”的互动关系催生了独特的场所精神与公共参与性，这使其成为一种极具研究价值的经典建筑原型。

基于此构想，我们在规划上以品字形布局的塔楼围合出一个面向城市主界面开放的U形剧场空间。在建筑设计中，以下沉广场作为城市舞台，上方各层由低到高、层层退台的空间，并配以空中视窗形成面向舞台的观众席。在景观设计上，我们同样重点刻画出下沉广场周边生态植被的包裹感，以此凸显剧场氛围的核心体验。

A P

从实际体验来看，本项目很多场所呈现出大学校园（如图书馆）、高品质酒店甚至博物馆的空间感受，在类型学的思考上，您如何看待办公园区的设计与其他类型公共建筑的意象关联性？

梁翠坚

在博物馆里逛街购物，在美术馆里学习，在酒店里办公，正反映出当下融合设计的趋势。这也验证了经典的建筑类型学，在当下的城市环境中的可变性。

办公空间从本质上说，正在从传统空间作为“功能容器”蜕变为“情感发生器”。在关注人文情感的今天，为办公注入文化、艺术、绿色和共享的气息，成为总部项目设计启动之初便确定的基调。

就龙华设计产业园总体形象而言，它首先呈现为一座花园城市。近地面区域大面积架空以及平台露台，回应“花园里办公”的定位，提供纯自然的绿色感受。大堂及办公区整体则以文化艺术馆为原型，让空间成为艺术品。建筑的屋顶会所则以当下的城市酒店为参考，在多元而朴素的装饰里营造精致格调，打造一种“摩登里带着怀旧，商务里带着松弛”的独特体验。

A P

龙华设计产业园的设计呈现出强大的整体性和集群性，您是如何说服另外3家设计单位接受以华阳为主导的设计方案？4家使用单位在各自的单体建筑上有哪些差异？

梁翠坚

项目启动之初，4家联合业主便定下以下基本原则：规划布局、建筑形态立面、公共空间景观由主持建筑师统一主导设计；而各家私有空间室内及景观环境由各家自由发挥、相互参照。建成之后，我们也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不同总部的景观设计差异最为明显等。

在整体设计里，建筑单体形态仍根据各家诉求保留着微妙差异。例如上实下虚的建筑形态构成由建筑师统一主导，但裙楼与塔楼的层数比例，以及室外空间分布与面积比例，则根据各家需求调整。

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局部立面设计上。虽然各楼主大堂立面均采用全落地玻璃，但结构材料以及玻璃幕墙分格模数则根据各家需求调整。如1号楼、3号楼更倾向营造大堂的轻盈透亮效果，采用原色不锈钢竖框加通高玻璃；2号楼、4号楼更倾向营造大堂的稳重感，采用深灰色镀锌管竖框加分格玻璃。

A P

深圳有很多高容积率下的垂直叠合设计实例。相比南山或福田区，龙华这个项目3.26容积率其实并不算高，80m的建筑高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竖向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诠释该项目垂直空间的突破？

梁翠坚

本案相对于建筑高度与形态，垂直空间设计是我们更应关注的核心。而垂直空间中，建筑的底部近地界面是对环境影响最大的部分，因为城市公共空间连通性与流动性主要发生在这个区域。

A P

设计是否考虑应对今后4家企业发生大幅人员增长或收缩时，空间应如何弹性应对？

梁翠坚

事实上，在规划总面积不变情况下，4栋建筑体量是由四方出资比例决定的，而出资比例取决于拍地时各企业的年营收。撇除出资比例的因素，个别楼栋在设计阶段确实也反馈过自身体量不足以容纳当前人员规模，后续或会考虑向其他楼栋租用楼层的情况。为适应这种人员变动而产生的弹性办公需求（如出租），我们在交通设计上做了以下回应：

1）地下二层至地上二层所有公共空间互联互通，包括地下车库、地下商业、首层入口广场；

2）在二层连廊基础上，继续开放三层平台，实现4栋建筑之间的连接；

3）除2号楼外，其他3栋均保留贯穿式电梯厅设计，为办公层分区及垂直交通灵活调整预留可能性。

A P

室内外空间感知的整体一致，是这个项目给人带来最深刻的场所特质。可否简述一下，在设计层面是如何考虑这种统一性的？在从规划、建筑、构造到室内环境，逐步向内部环境渗透的工作环节之中，有哪些工作确保了这样的统一性？

梁翠坚

在我看来，建筑犹如一个有机生命体，室内外只是同一基因在不同空间形态中的表达。我们以建筑设计的本构思维，辅以“去装饰化”的理念，贯穿于以下设计工作中：

在建筑设计中，我们加强室内外空间的连通和互动。例如结合慢行系统设置全景视窗，使建筑与环境对话等。在室内布局上，所有楼层均基于清晰的规划逻辑（如轴线、分区与焦点）进行组织，创造出层次丰富的室内空间体验。
在构造材料方面，首先要致力于保持设计语言的延续性，仅凭体块与构件本身塑造空间印象，建立整体一致的室内外感知，保持内外空间的“同步”效应。

A P

900㎡的下沉阳光广场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但广场大部分区域没有遮阳构筑，仅依靠部分树木植被。在深圳的夏季日间，这样的设计能否支撑“多样性城市剧本”的上演？

梁翠坚

其实这是个关于平衡与取舍的问题。一方面，深圳确实一年之中超过半年时间气候炎热，更多的乔木提供树荫对于休闲活动更为友好。另一方面，保留事件发生的场所可能性是4家业主单位以及我作为建筑师一直认为应坚持的事情，这种预留的可能性更契合前述的剧场空间原型。足够开敞的无绿植空间为今后一些事件性的城市行为提供可能。

因此，现在看到的现状其实是对两个方面的权衡：中央区域作为舞台空间保持开放，环绕舞台的周边则种植了较为密集的乔木与灌木，以提供遮荫和视觉围合。

A P

本项目的幕墙设计有很多精确且细腻的考量，能否详细聊一聊它的设计？包括幕墙系统的单元构成、成本控制，以及与相邻材质（如混凝土）的构造关系？如您刚才所述，这些技术环节如何从单纯的“技术输出”转化为整体的“思想输出”？

梁翠坚

幕墙设计是我最重视的专项之一，因为这不但涉及形象的塑造、成本的把控，更关乎围护性能（节能、防水、防渗），与建筑最终的使用品质息息相关，要把控宏观效果，又需极度注重细节。

以幕墙分格为例，来说明一下成本控制在设计中的重要性：幕墙通常由金属型材与玻璃构成，因此玻璃分格存在成本临界效应—玻璃尺寸超越临界则成本剧增；而玻璃尺寸太小则型材用量增加而导致成本增加。因此我们通常会准备一系列模数进行比较分析最终确定方案，并与成本或造价顾问协作。

再以幕墙与清水混凝土的构造关系为例，本案裙楼幕墙与清水交接采用隐框设计，清水混凝土与清玻璃的直接对接。以幕墙横梁设计为例，标准的矩形截面能满足结构要求，是纯“技术输出”；改为梯形截面则属于“思想输出”。

A P

最后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些您的个人经历。我们了解到您最初在广州学习，后来去香港在严迅奇事务所工作，近几年又来到深圳加入华阳国际。大湾区最重要的3个城市都留下了重要的人生印记。它们共同构成了怎样的建筑价值观念？

A P

最后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些您的个人经历。我们了解到您最初在广州学习，后来去香港在严迅奇事务所工作，近几年又来到深圳加入华阳国际。大湾区最重要的3个城市都留下了重要的人生印记。它们共同构成了怎样的建筑价值观念？

梁翠坚

广州是我在专业学习上与建筑接触、进入专业门槛的第一个城市，我对建筑的地域适应性思考也在广州开始萌发。我从中学习到的是对气候、文化、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而并非简单的符号堆砌。此后在香港的大师事务所的执业经历，则建立起我对建筑实践与社会价值的系统认知。建筑给人们提供生活工作空间，这是基本价值；但作为城市主要构成元素，建筑的布局与形态决定着人居环境的质量。深圳这座城市让我对建筑本身的内涵构建以及可持续运营产生了更多反思，它作为中国新兴城市的典型，其发展严格遵守城市规划，需要在规划引导下的契合需求的有机更新，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包容自发活力。

广州在历史发展中的“在地性”建构、香港在极端密度下的生存智慧、深圳在科技发展洪流中的乌托邦试验—这3座城市共同启发着我的建筑思维，让我在职业生涯中取得阶段成果。身处社会环境极速变化的时代，我期望未来能遇见更多的美好，体验更多的磨砺，并在此过程中持续积累与精进自己的建筑思想。